曾志：我接触的毛主席与贺子珍

01

自井冈山之行以来，我常与贺子珍同睡一床，共用一被。一日，协民所写之信落入贺子珍手中，她不仅细读，更是将之呈递给毛委员过目。

毛委员尤为喜欢与贺子珍开些玩笑，两人时常如孩童般嬉戏，先是互相逗乐，你来我往，彼此戏谑，有时嬉闹之间竟真的动起手来。然而，不一会儿便烟消云散，又恢复了那嘻嘻哈哈、尽情玩乐的景象。

一日，途径毛委员的居所门前，恰逢他们笑语盈盈。我现身于他们面前时，毛委员挥动着手臂，亲切地招呼道：“曾志，曾志！过来一下！”

我走近他们身旁，毛委员指着子珍，面带笑容地调侃道：“贺子珍正在我耳边细语，她说她喜欢你，深爱着你！”

我瞬间感到羞愧难当，怒火中烧，随即转身离去。坦白讲，我那时认为毛委员的这个玩笑实在是不太得体。

不知缘由何在，不久之后，蔡协民被调任至红四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，于是我们得以相聚一堂。

虽未明言其意，然而我揣测这或许是毛委员的安排。毛委员览阅了协民的信函，洞悉了我们二人的忧愁，遂决定将协民调入军部，以此促成我们夫妻的重聚。

曾志

02

我目睹毛委员那时的勤奋，竟不知他从何觅得两本英文书籍，名为《模范英文读本》，那是当时初中二年级所使用的教材。

尽管他的湖南口音颇为浓厚，发音也不够标准，常常引人发笑，但他却日复一日地坚持阅读。那时，毛委员已从前委离职，身体刚恢复，正处于休养之中，因此他每日都将时间投入于读书看报之中。

彼时贺子珍身体欠佳，时常鼻血不止，起初误以为系倒经所致。至上杭进行体检，经医生诊断，竟是喜怀龙种。或许是怀孕的征兆，她的情绪略显焦躁不安。

毛委员惯于开个玩笑，偶尔玩笑开得太过，贺子珍便会心生不悦，于是两人便争执起来。争执间，你来我往，拳脚相加，一时间场面颇为激烈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他们又和好如初，言谈间洋溢着欢声笑语。

我与蔡协民同住相邻之室，时常耳闻其嬉闹谈笑之声，眼见其欢快之态。

在我驻地的周边，蜿蜒着一条清澈的小溪，横跨其上的则是一座古朴的小桥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晚饭之后，我们便时常陪伴毛委员夫妇漫步至此处，一同领略那暮色中宁静的田园景致，以及夕阳映照下的绚丽霞光。

贺子珍

03

我时常怀念贺子珍，却又不敢轻易提及她的名字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某日，主席竟主动谈起了她。主席感慨地说：

“我与贺子珍之间仍存有深厚的感情，毕竟我们曾是携手走过十年的伴侣。”

为何要走？

“并非是我主动选择与她分离，而是她决定弃我而去。她的性情暴躁，多疑心重，经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发争执。”

一次，一位外籍女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。鉴于美国女性的开放与随性，我亦善于言笑，我们交谈间谈笑风生。然而，这却触怒了贺子珍，她不仅出言不逊，甚至与该记者发生了肢体冲突。

我指责她缺乏理智，忽视了对周围的影响，她对此表示不满，导致我们俩激烈地争执起来。一怒之下，贺子珍声称将前往西安，继而赴苏联就医，她体内尚存十一块弹片。

我渴望她的归来，于是执笔写下一封信，并派遣警卫员将其送往西安，以期将她接回。然而，贺子珍并未回应，反而托人带回一方洁白的手帕，手帕上书有诀别之词。不久之后，她便远赴苏联。那封诀别信，至今仍妥善保存在我个人的铁箱之中。

主席稍停，继续道：

“然而，我对她的牵挂依旧深沉。她历经长征的艰辛，与我共度十年时光，生育了十个孩子，常常是一年到头，一个接一个。”

最为我深切的怀念，是那位在中央苏区呱呱坠地的毛毛。当部队踏上征程，她稚嫩的身影伫立在道旁，泪眼婆娑地目送着。那时的毛毛，仅有四载的稚龄，未曾料想，这离别竟成为了永诀。

谈及贺子珍，提及毛毛，主席的脸上流露出一抹由衷的哀愁。这种哀愁，在我以往对主席的观察中鲜少见到，映入眼帘的往往是那份欣喜若狂的豪迈气度。

他向我透露，在中央苏区遭受了错误路线的打击，被迫从领导职位上退下后，尽管名义上仍是苏维埃主席，实则并无实权，工作上也因病痛困扰。即便如此，连贺子珍也对他日渐疏远，不再悉心照料，反而强调自己有要事在身。主席说道：

我那时便坚定地想，投身于读书吧！无论前路多么艰险，我都要坚守真理，恪守原则。我无所畏惧，不畏杀身之祸，不畏牢狱之灾，不畏党籍被除，不畏处分降临，更不畏妻子离我而去。我的一切都不再重要，我唯有专心致志，沉醉于知识的海洋。

主席所言皆肺腑。

关于毛与贺的分手，众人对毛的指责不绝于耳，即便是我自己，也一度认为主席的心意过于薄情。然而，在那次他倾诉衷肠的时刻，我才深刻体会到，他同样承受着难以言说的苦楚。

04

嗣后，于1959年，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会议。恰逢我因肾盂炎急性发作，正在家中静养，于是便与陶铸一同登上了庐山。当时，无人能预见到，这场会议最终会演变至那般境地。

于山巅之上，忽闻冯伯驹同志不幸突发急性心肌梗死，正在南昌紧急救治。陶铸同志遂迅速下山，搭乘飞机前往南昌探视，而我则随行前往，略作探访贺子珍同志。

1946年，子珍自苏联归国抵达东北之际，我曾前往探望。后来她南行，意图前往北京，却在山海关遭遇阻碍，被迫转向上海。1954年，我赴上海却与她失之交臂。转眼十年时光流逝，如今她过得如何？

子珍原籍江西，当地领导对她关怀备至，因此她时常会来到南昌小住。她所居之处，乃一栋带有小庭院的洋房，虽略显陈旧，却依旧别有一番韵味。

有宾客到访，子珍快步至房门，迅速认出我：“你是曾志同志吗？”随即以礼貌和热情的态度，引领我至客厅。

我凝视着子珍，她年不过五十，却宛若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妪。她的短发已经斑白，身形消瘦，身上穿着一件褪色的短绸褂，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短裤，一双布鞋随意拖在脚边，手中执一把蒲扇。

那一年，南昌酷暑难耐，宾馆中唯有通过摆放成盆的大块冰块来缓解热浪。然而，她却只能依靠泼洒凉水于地面上，来度过那炎炎夏日。因此，客厅地面湿漉漉的，她的双脚仿佛浸泡在水中一般。

我禁不住深深地感叹，她与江青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。江青总是尽显时髦与娇贵，处处流露出第一夫人的风范，而子珍却仿佛是一位普通的市井贫妇，过着朴素的生活。然而，她的质朴、真诚和善良却让人印象深刻，而且她依旧保留着那份几分清丽的气质。

当我造访之际，她的脸上洋溢着喜悦，滔滔不绝地向我倾诉着她的家常琐事。她的言辞条理清晰，思维敏捷，每当谈及毛泽东，她总是恭敬地以“毛主席”称呼，与她被误传的精神病形象截然不同。

我难舍难分地与子珍作别。重返山巅，我立刻拜访了毛泽东，并向他述说了我对子珍的探望之情。

“她还好吗？”毛泽东关切问道。

“观察之下，她的精神状态显得十分稳定，言谈举止与常人无异，记忆力同样出色，对过往的种种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”

毛沉思，诚挚言。

“我想见见她，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！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，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，将贺子珍接来，晚上两点，当xx值班时再来。”

告知汪东兴毛泽东的嘱托。

陶铸曾言：“若江青得知此事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自此，我对后续的进展便不再插手。

近日方才得知，朱旦华与水静两位同志曾陪同子珍一同攀登高峰，前往拜访毛泽东。

在事后，我向主席请教，重逢后的心情是怎样的？他感慨地摇了摇头，回答道：

“深感失望！显然她的精神状态依旧不稳定。我服用安眠药时，她竟一把夺走，声称其中含有毒物，真是令人叹息！”

主席此后再未见过贺子珍。

那是在一九六五年，我赴上海求医，期间多次探访子珍，她也数度莅临我的寓所，与我分享了许多过往的故事与内心的感慨。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，她坦率地表达了对主席对待彭德怀方式的不认同。这充分体现了子珍思维的清晰，她拥有独立的见解，政治素养亦颇高。由此可见，她并不似患有精神病之人。

“四人帮”覆灭之后，子珍曾来北京居住了一段时间，那日，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她的到来；在她返回上海之际，我又一次前往送行。无论如何，我和子珍都是共经风雨的战友，我对她深感同情，更对她充满敬意！